摘要

本文為西歐與東亞的敵人文化對比研究,首先分析西歐民族國家的敵人文化形成與強化因素,以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歐國家的共鄰關係改變,國家與人民的敵人文化逐漸弱化之過程。與之對比的是東亞地區敵人文化在新冷戰脈絡下的進程與增強趨勢。本文分析敵人文化如何成為戰爭陷阱又如何盤旋上升不斷加劇,而透過歷史災難經驗 « 旅行 »和持續對談討論或可理出掙脫敵人文化的可能途徑。

「敵人文化」這個詞語其實很模糊,必得從一開始就清楚說明我怎麼理解這個詞,「敵人文化」並不是針對特定的或是一般的敵人他們的文化,而是透過操作使得自己的身分和敵人的身分兩者的產生無法分離,製造敵人和集體存在的再生產融為一體,不可分割。在這個持續且充滿動力的進程裡,以基礎、結構、迴圈製造敵人文化。

 

我們歐洲人很熟悉敵人文化的樣貌。這個樣貌曾經主導了民族國家體制的建構,從操作敵人文化的行動而建立所謂的民族國家,只是這個體制從來沒有真正穩固。歐洲建構民族國家與實行敵人文化、敵人政治可謂一體兩面。在帝國互相對抗的背後,各民族之間開鑿了生死對決的樣貌,宿敵之間就有這個樣貌( 至少大家會這樣設想,敵人文化具有論述圖像)。例如法國與德國、波蘭與俄羅斯、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奧地利與塞爾維亞或義大利………

 

歐洲民族主義蓬勃發展乃基於以下的觀念:一個國族生存或存活的條件。以遏制那長期帶給國族生存威脅的國家,或是以遏制令人厭惡的託管宰制奴役另一個民族的帝國強權,來達到生存條件。現代宿敵的圖像以反覆動員從亙古以來就有的因對立敵視,而得以強化。我們從傅柯在《必須保衛社會》一書中所構成的系譜學,可以理解亙古以來種族戰爭與隨之而來的那種哲學。然而,民族國家體制下的政治運作,發展出敵人文化現代的「語法」和「句子結構」,其特質依舊經常出現在整個地球上。

 

敵人文化在西歐歷史上有個固有特徵(因此,我們期待它能呈現某種預期性質) 它是一種往後什麼什麼時代的過渡,後-敵人文化加入了所有的歧異,具備所有後-誕生的樣貌,在矛盾曖昧的標記下持續存在。

 

法國和德國的歷史為敵人文化的轉折提供了典範,自從十九世紀中期起,歷經三次戰爭後,法、德兩國已進入後-民族主義時代,如今法國和德國都不再有宿敵文化,已經不會再將鄰國標記為東拼西湊雜揉的敵人,也不再為他們製造身分,認定他們會帶來無盡威脅,至於現在製造集體認同的機制功能故障失常,則是另個問題。法、德兩國的關係從敵視建構反轉為政治盟友建構,兩國的政治友誼甚至還過度擴張直抵「歐洲共同體」。雖然從各種觀點看來,那個布魯塞爾東西不足以服人,倒還是象徵著一個後什麼什麼的時代降臨。

 

我們可以簡單概括,歐式建構或許在各個方面都是失敗的;除了在政治整體上沒能建構一個和美國、中國同等強權格局的主權外,我們建構了一個其他方面應有盡有的歐洲共同體。我們甚至可以說,歐洲共同體是作為歐洲地理範圍內新自由主義正統派的守門員,然而會員國間齟齬紛爭的總合,則大大降低了歐盟的國際政治影響力或內部政策執行力。

 

雖然歐洲共同體在建構上嚴格講算是失敗,但從一個大歐洲的文化與政治藍圖觀之,則更凸顯出文化領域終於走出過去,開闢了新時代。自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歐洲,特別在西歐,由於一些大民族過去用來製造敵人文化機制已經斷開,才能讓歐洲共同體內部得以逐步融合。從本世紀起,歐洲國家危機接續而起,其中不乏西歐大國間的摩擦緊張((英國脫歐則是最新的變形),儘管西歐民族大國之間紛爭不斷,那個從十九世紀開始出現,做為民族主義標記下對立體制的敵人文化,則再也不能施展了。

 

在這個地形繪測學裡,無論對國家或人民來說,過去,鄰國邊界會帶來無盡的致命威脅,但現在這些死亡威脅都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國境邊界都被清除了,一些法國邊境城市如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蒙多( Menton )等,現在經常被邊境另一頭來渡假過節的鄰居「入侵」,移動人群來來往往,當地的法國居民一點都沒發現鄰國入侵的危險,也不起厭煩。恰恰相反,對邊境居民來說,從鄰國跨境而來的人群帶動商機,歡迎光臨。邊境川流不息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境內觀光旅遊,學生交流,特別是歐洲的文化交流計畫等,同樣透過流動和流通,對消除敵人文化做了最大的貢獻。

 

這一點都不是說,我們可以用現行「友誼文化」來取代敵人文化,例如,經過仔細衡量的法、德友誼是居於歐洲外交理由,是兩國的菁英,特別是兩國政治菁英間相互妥協和解的結果,和民間組織所帶動的廣泛且深度交流所建立的友誼不相同。其實大部分的法國人很少關注德國的內政問題,不會講德文,很少閱讀德國文學或觀看德國電影,也很少去德國度假旅遊。然而,無論對國家或人民來說,維持著這樣的距離和相對冷漠,大致顯示在文明演進轉折過程中,所增添的一個跡象,標記著在民族主義興盛狂熱的年代,毒害著法德兩國關係近一個世紀的負面情感已然消解。

 

目前這條被視為歐洲共同體脊椎的法德軸線狀況不佳,正也因此,一些法國老派政客想方設法費盡力氣想要喚醒反德國的陳舊修辭,然而畢竟不得民心激不起迴響,因為在這個議題眼前有一個自發機制,那就是「對德三次戰爭,夠啦!大家都覺得夠了…」

 

在此,法、德之間安定與「文明」的關係,是西歐進入新紀元的典範,進入新時代並不是要遺忘在那建立民族國家的年代,西歐國家漫長的衝突史所累積的爭端和錯誤,更多的是不再強化衝突史堆積的記憶。西班牙人當然沒有忘記拿破崙大軍曾經侵略蹂躪他們的國家,義大利人不會不知道蘭西長期占據他們的領土,而且法國過去曾百般阻擾義大利統一,比利時人都很清楚1914年八月德國大軍入境破壞了比利時的中立,英國人也都還記得德軍空毫不留情襲轟炸倫敦和柯芬特里。反過來說,德國人也不會忘記二次大戰末期漢堡和德勒斯登被炸得遍地瓦礫,等等。然而,過去種種都不再是今天我們蓄意或非蓄意舉動而使對方找到發動戰爭藉口( casus belli ) ,意圖對鄰國施壓或取而代之,再也不是我們今日從事政治活動的理由了。

 

從第二次大戰,要不,過去的歲月所帶來的恐懼,引發了「再也不要這樣!」的效應,過去,人們承受苦難的記憶形成敵人文化,並成為套在身上枷鎖的傳統,如今這個枷鎖已經被鬆開,過去的苦難跟敵人文化傳統已經鬆綁了。我們無法以簡單的詞彙分析這個裂解。或許,我們可以很籠統地說,這是時代改變所致,西歐民族國家之間共鄰體制的改變所帶來的效應,包括法國與德國的關係,甚至如西班牙或葡萄牙等,這兩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未及的國家,也受到出脫敵人文化的影響。另外,其他導致共鄰體制改變的因素還有歐洲境內移民以及前面所述的境內觀光旅遊,等等。

 

西歐鄰國關係新紀元的降臨在論述體制上帶來相當重大的改變,從政治論述、公共輿論、媒體評論等,都可以發現非常明顯的轉折;過去常見的謾罵、抨擊鄰國等佈滿毒害的宣傳用語,使用負面貶抑和羞辱取笑用語稱呼鄰國如仇家,諸如此類的詞語表達現在都變成很不得體而且不合時宜,都是過去的事了。時代改變的特質並非因超克過去國族敵對關係而遺忘了過去種種。既然都已經廢棄不用了,對於依舊徘迴在廢棄和惡果狀態的過去的那些人,不得不說,他們實在是荒謬透頂,可憐可悲,落伍了。這並不是說我們只要禁止或譴責重新使用豐富的厘語命名詞彙去汙衊另一個國家就夠了,更要緊的是這種事根本不應該再發生了。這些羞辱貶抑都已經遠離當今的慣例,如果緊抱著不放持續使用就會變成公共禮儀的問題了,例如開猶太人的玩笑,更不可戲謔猶太集中營或取笑同性戀,不是說要明立規定禁止辱罵,而是這些侮辱根本就不應該。

 

一些道德形式或重要性肯定會組成到掙脫的進程裡,但並不是我們在道德上變得比較和善或道德水平提升就不會樹敵,更不是哪個威權體制三申五令不可製造敵人,我們就能消解敵人文化。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基本上首先要避免將掙脫敵人文化單純放在道德層面詮釋,我想尼采也許會說,這應該是一個品味或風格的問題(辱罵鄰居被視為沒品味)。

 

不再用過去的侮辱來罵鄰國的人也呈現在諷刺漫畫界裡。我們當然可以在法國報章以漫畫戲謔梅克爾夫人,各家報紙都愛用這類的調侃,但也會儘量避免用像二十世紀初期仇德宣傳中的條頓人傳統刻板印象了。

 

但是,論述嫁接很不幸並沒有讓敵人文化徹底消失,比較正確的講法應該是,對待鄰國的敵人論述從外部移位到內部,敵人文化的製造反而增強在對待內部敵人、社會寄生蟲、危險可惡的「伊斯蘭教派」,更廣泛的說,實際的或想像的「移入者」,這是後殖民時代最嚴重的議題。因此,敵人文化並沒有隨著時代改變而消失,我們在西歐國家所觀察到的是再處理,重新翻修的敵人文化。

 

當然,西歐國家層級的融洽非常重要,也因此歐洲共同體的成立並不是為了超越國家民族體制下的單一市場、單一貨幣,而恰恰是這個西歐體的睦鄰規範終於擺脫了敵人文化。誠如我們所見,移民難民大量湧入的危機,加上COVID-19疫情蔓延,使得西歐國家重新築起各種嚴加控管的邊防,不過,西歐邊防再起,倒不是防堵往昔的敵人文化論述強勢重返,如今充滿敵意的論述體制將目標設定為難民、移民,還有被視為恐怖份子的伊斯蘭教徒,最後是越來越成為敵意論述關注對象的中國人,不是(還不是?)歐洲城市裡那些我們喜歡光臨的中國餐館老闆,不是的,是那被稱為大國崛起的中國人和中國政府。

 

敵對準則和鄰國關係的情感轉變如今都已部分融入人們的思維,同時也引導著大部分的西歐國家人民。現在法國人去德國或義大利旅行時,一點都不會覺得自己是踏在敵人或敵對國家的土地上,會有這種感覺的是來自殖民國家的人民和不同時期的新舊移民,他們在法國生活,在法國感覺自己在敵人的土地上。

 

這種鄰國之間帶著敵意的束縛,在西歐人的心態上視之如已經過期了(Péremption ),反而讓人鬆了一口氣。但是對那些長期居住在東亞的西歐人來說,觀察到東亞國家仍處在敵對體制以及時常喚起某些痛苦記憶的敵人文化裡,他們心裡其實感到很不安。

 

台灣政治、媒體和學界菁英,他們運用敵人文化的影響力,將目標轉向中國大陸,台灣菁英狂熱運用敵人文化勁道不斷增強,來自古老歐洲的觀察者並沒被這個煙霧迷漫了思維,也因為看得清楚而倍感沉重,這種經驗對一個生活在台灣的西歐人而言相當難受,我們西歐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才攆走了敵人文化,如今移地觀察到種種公然憎恨鄰國的論述與敵意密布,不能不感到震驚。我們只要翻開那些釋出此種論述的報紙,看看充滿仇恨的標語滿滿貼在連儂牆上,立刻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襲來,這些論述和標語以一種很執迷頑強的方式辱罵嘲諷,並且將中國領導人漫畫為兇猛可怕、嗜血成性的野獸,將中國領導人與納粹、劊子手和人類的敵人畫上等號。這一切,我們都太熟悉了

 

然而,這個熟悉感,確切的說,是惡夢的氣息和味道。那些年代,我們習於渲染誇張的宣傳,鄰國意味著宿敵,代代相傳,他們一定是道德敗壞習俗落後的野蠻人,鄰邦人如好鬥嗜血的兇殘怪物,他們講的話嘈雜難聽難懂,都是些雜種蠢蛋…….我們之所以這麼熟悉,那是因為我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他們都有過直接的經驗,那種緊密連結仇恨論述的生命體驗。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上半葉,將鄰國犯罪化的意識形態導致歐洲佈滿了萬人塚和殘破廢墟。

 

由於有這個共同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二十世紀的極端暴力,我們因而強烈直覺到真正導向戰爭的是被敵人文化箝制所致,其力度遠遠超過政治、戰略、集體疾病。敵人文化的枷鎖如同壓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詛咒,製造出一個個無法思考的夢遊人。

 

當然,敵人文化不是從天而降的災難,敵人文化是製造出來的,經過刻意的鍛鍊、翻新和增強,沒有機器就不會製造出論述,只要每天翻閱台北時報與其它類似的媒體,就會明白。敵人文化的製造是某種形式的犯罪政治,跟其他的犯罪相同,罪犯有名字和地址,例如當我們重建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系譜學時,跡象很明顯;自1914年夏天起,由於一連串的事件迅速發展開來,導致一些國家領導階層無法掌控,最後演變為殺戮戰爭,在在顯示了失控的論述如波浪般的湧出,充分加料滋養敵人文化。

 

當不單只是菁英或相關利益團體運用時,當全民都被嵌入其中時,敵人文化論述就會盤旋上升越演越烈,屆時就沒有任何力量能讓可怕的敵人文化機器停止運轉。那些專精於推展敵人文化並且天天提供燃料的人,可不僅僅只是造成緊張對立的不負責任煽動者或彈藥手,說他們事實上就是戰爭製造者,一點都不過分。他們渴望有一場戰爭才能讓敵人「歸位」,對1914年八月奧匈帝國來說,就是騷動的塞爾維亞,對今日香港和台灣來說,則是中國共產黨。

 

當敵人文化壓在人民身上,黏附人民並滲透到人們的歷史與政治主體性時,就會汙染他們的語言,敵人文化隨著時間會變成黏著於人們皮膚的社會風氣,只要出現隙縫就會讓所有的洩漏都湧入想像空間裡,這不僅顯現在他們的語言,並且會轉移到行動。敵人文化在某個層面近似於海上浮油,難以清除也不會自動分解,因此,人民必得要努力通過考驗才能從敵人文化的箝制中掙脫而出。

 

上述種種的歷史經驗給我們西歐人上了一課,這個集體經驗離我們太近,以致於我們不同世代的人都還感覺十九世紀的國族戰爭彷彿昨日,深刻鮮明,無法等同於歷史教科書中毫無感覺的古代史。恰恰相反,敵人文化的歷史教訓常常向我們每個人敲起警鐘,因此,當我們看到示威遊行隊伍中出現某些近似於重返歐洲民族國家年代的戰爭修辭時,立刻就感到憎惡反感。這就是為甚麼那些中國領導人的嘲諷畫像,那些將「中國」等同於野蠻和兇猛暴政國度的影像,不僅讓我們感到太過分、不合時宜,適當的講,還真令我們神經緊繃,持久的擔憂我們感到好沉重,看到不相稱的敵對體制有可能發展為全球規模,尤其我們在東亞看到的是某種保守型態,我們其實很想說那些都屬於過去式。對我們這些生活在東亞的歐洲人來說,上述這一切都是造成沒完沒了的混亂和失去定向的要素。

 

對我們而言,歐洲的衰落(尤其在經濟與政治上 )是個很熟悉的論述,作為歐洲人,我們並不必然要為這件事感到遺憾,如果歐洲中心主義,更廣泛地說,西歐中心主義也跟著歐洲的衰落而失去了優越感,我們可以看成好事而非壞事。然而,對我們法國人來說,如果有哪件事的重返不會讓我們不感到驚愕,那就是巴雷斯(Maurice Barrés )和德魯雷德 (Paul Déroulède)的年代,那個年代愚蠢的愛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汙油從下水道冒出並流進了公共生活。那個年代的德國人被描繪為頭戴尖頭盔的德國鬼子 (Bouch)、掠奪者、半亞洲蠻族。 當我們閱讀台北時報社論與其中的插圖時,不免驚覺那就是我們見過的。我們不僅要問:覺得這些好玩的弱智傢伙到底在玩什麼呢玩?更要問:他們到底活在哪個年代?

 

說句公道話,不要忘了,之所以會變成這樣是因為這些弱智傢伙都受到影響,太平洋彼端不停地搧風點火,燃起了他們炙熱的好戰心態和敵人文化的旺火。今日東亞的火焰特別旺,那裡的敵人文化被美國持續反覆激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將整個太平洋視為「我們的海 」( Mare Nostrum ),將東亞和東南亞納入他們的「大空間」裡,一直將敵人視為不可原諒的教唆犯罪者,把敵人圖像理解為法贖罪(inexpiable)的罪惡製造者紋樣。值得注意的是,無法贖罪的紋樣在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時,就曾經被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論述炒得白熱化,當時所有的民族主義派分擊合流,以各自的方式運行,同類型的論述競相出爐,你瞪我我瞪你互相謾罵羞辱對方。等到南歐的法西斯甚至德國納粹興起後,敵人文化從鄰國相爭演變為體制對立,民主與法西斯對抗。在敵人眼裡,納粹的罪行並非溶解在德國民族主義裡,因為,比起民族主義,納粹主義不能僅僅化約為普魯士主義或大日耳曼主義。

 

傳統的民族主義論都將無法贖罪這款紋樣置入歐洲的人民、國家的敵對話論述秩序裡,同時也滋養了戰爭、侵略、佔領、掠奪的記憶,這些所有的庫存有:可能帶來創傷的印象,所有的空襲轟炸,期漢斯天主教堂被砲彈炸毀,第一世界大戰後,法國與比利時軍隊佔領德國魯爾區時,蹂躪當地女性,比利時女性在普魯士佔領期被性侵…

 

而與納粹極權國家所造成的集體罪行記憶扣連在一起的是不受時效約束( imprescriptible) 的理由,這個理由和無法贖罪這款紋樣激相盪,添柴澆油將民族主義的敵人文化鍋爐燒成一片火光炙白,敵人文化再度演進。

 

要從敵人文化運行的束縛中掙脫,一方面得先去除強化作用,另一方面必得去除黏合:過去,因被民族主義熱潮挑動而互相對立的人民,應先停止將對方視為迫害罪犯而互相唾棄,現在,必須停止運用這些對立仇恨記憶從事政治操弄。如果去除違反人道罪行記憶的強度不可行的話,當然,更遑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種族滅絕屠殺記憶,那麼,應該理解這些不受時效限制的罪行記憶,並不是為了要將德國人歸類為應受譴責的人民、犯罪的人民,並將這樣的觀念代代相傳。當然,去除黏合的行動條件是德國人自己必得先徹徹底底譴責納粹罪行,才能脫離納粹陰影。

 

敵視體制在東亞持續運行,內容包含了無法贖罪、模糊含混的不受時效限制等紋樣和理由,在東亞,敵視體制像個機器不停運轉空前興盛,其機制的目標在將「他者」重新放在罪犯、罪人、固有敵人的位置。無論戰爭時期或和平時期的歷史罪行記憶,操弄的手法到處可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殖民地或日軍佔領區的慰安婦,1937年南京大屠殺,韓戰期間美軍轟炸北韓,中國的「大躍進」和之後的大飢荒,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暴力和處決,天安門大屠殺,新疆維吾爾族的再教育營,台灣在戒嚴體制下的白色恐怖,等等。昨日亦如今天,與國家暴力相關的記憶和敵對雙方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同樣數不盡。而這些記憶就像磨坊裡的穀子提供養分,不斷滋養、回收、增強彼此間互相控訴。

 

這麼看來,似乎對立國家、人民之間的關係大勢已定,當然,事情往好的方面看的話,我們會警覺敵人文化機器不停運轉製造仇恨,這部機器可稱之為論述機器,是由作坊廠長、師傅和工人們奮力運轉的機器。只要經常閱讀台北時報,就能明白語言機器是怎麼運轉得如此順暢,至於那些從事這個可悲行業的人,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就是持續操練,使之成為根深蒂固的固定想法(敵人是固定想法),而他們同時也被敵人這個固定想法給支配了。

 

不一定要是熟讀卡爾 史密特的讀者才會通曉戰爭歷史,在現代社會裡,操練敵人文化跟把敵人打成罪犯,兩者有著同一步伐;久遠以前的王國衝突將對方視為可敬佩的敵人,兩軍交鋒只要一方打贏了,就是割地賠款簽署條約,和平可望締結。如今,兩國軍事對立已經遠離可敬佩敵人時代,將敵人視為罪犯的目標同時指向國家(政治體制)和人民。這就是為什麼種族主義無可避免隨之進入美國所主導的新帝國主義戰爭裡,進入美國霸權宣傳中,並且進入美國在台灣主導對抗中國大陸的風潮裡。

 

如果我們需要凸顯現代社會裡甚麼叫做種族主義的話,那可不是兩個對立民族或種族間,無止無休的敵對或是前人的敵視紛爭歷史重返,而是國家和菁英階層的論述產出,我們在今日台灣就能找得到。台灣人口密度高,大多數為華人族群且為華語體系,台灣人民的文化根基和習俗深深植根於中國文化傳統,因此,如果將台灣這個國家連結到民族或國族,其實還有許多討論空間。政治與媒體菁英成功地從這個事實主權裡產出所有教育人民和世界適用的 (ad usum populi et mundi) 反中國種族主義, 其內容既猛烈又粗俗,所有的論點都用來切割聯繫島嶼和大陸的歷史文化連結。

 

這一個合成種族主義的製造很顯然與將大陸目前政治體制打成罪犯,將之指稱為人類的敵人,不僅如此,支持論述的修辭大步邁前,朝向貶低大陸人民素質,要不就是,在獨裁政體下大陸人民像奴隸般的伏倒在暴君面前。而經常從另一個視角與之交集的是,不久前香港反送中運動時期的仇外宣傳(反漢族或中國北方人)。

 

讓我們簡要地回憶,將敵人罪犯化,其目的並不是為了能在武裝作戰或其他形式的衝突時打贏他們,而是徹底將其摧毀。在台灣,敵人文化和反中國的種族主義傳遞著一個訊息,而且只有一個:必須毀滅迦太基(Cartago delendam est) -一必須毀滅中國政治體制,致力於用各種方法擊垮中國共產黨,拆毀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家,清除所有中國革命的足跡,換句話說,過去中國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歷史。敵人文化的特質是凝結在歷史情境中的紛爭事件,並且不停的翻攪激活,使得各種敵意更加強硬深刻,同時與對方的關係就是無論你說甚麼我都反對,使得尖銳對立僵局難解。如果說外交的功能在於溝通不相容性,這裡的不相容是指種種先驗上互不相容的「生活方式」。那麼,此時此地由於敵人文化所向披靡,以至於完全輕忽了外交功能的存在。

 

如今,台灣的領導層面對中國時,因仇視而無政治溝通談判的空間,既恐中又反政治。假如這樣的情境轉換到西歐的話,那就會是基民黨(CDU)與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聯(CSU)聯手作為梅克爾夫人的後盾,將她視為唯一能夠整合所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RFA)的人,環繞著唯一理由—收復被搶走的省份阿爾薩斯和洛林以及東歐和其他的領土,並且一直延伸到佳里寧格勒(舊稱哥林斯堡Königsberg)。但是,在德國,任何人都不會歸隊成為這個自以為會獲頒「第五縱隊」的成員、敵人的代理人….這些都是西歐腦袋正常者的噩夢影像。身為生活在華人世界裡的少數,我們無法接受台灣變成長期漂浮在西太平洋的美國排泄物。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在這裡看見那些現代史上最糟糕,最荒謬可笑的行動重返時,我們會嚴加拒絕。

 

在我們的歷史經驗中,軍隊駐守邊界,馬其諾防線,柏林圍牆、鐵幕,所有這些戰爭的象徵,在民族國家之間和冷戰時代反覆出現,而所有這些都注定要煙灰消散,並且在時間的流裡融化解體。

 

所有久遠的過去,甚至在不久之前,邊境地帶都還有人民的血流遍野,而現在曾經被血染的邊界地區都被「洗白」了,清澈透明,終於能讓弗來堡( Freiburg-in-Breisgau )的德國人享受他們到萊茵河對岸弗日山區的農莊、民宿度周末的樂趣。而每天有數千名法國人往另一個方向去,到對岸去,到薩爾布魯根(Saarbrücken)那邊,到德國上班。當我旅居蒙多(Menton) 時,我很喜歡越過邊界到義大利購物採買,那邊的食物便宜多了。

 

台商階層不會不知道上述跨域交流的進程和動力,在世紀轉變的年代,台商們以豐富的企業經營理念和大量資本挹注,充分掌握中國市場開放和產能旺盛的時機,到中國大展鴻圖。生意和資本流通在此和二次大戰後的西歐觀光客扮演著同樣的角色,都發揮了干擾或降低敵人文化的功能。而後,隨著新冷戰的前提以及白宮當局的台獨客戶到來,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轉變了,這群當初毫不遲疑榨取中國大陸普羅階級的台商企業帶著他們的皮箱和武器(他們的資本和利潤)回流台灣,這些台商們很清楚風向,為了自身的利益,必要時轉身向反中國的政黨靠攏。真是個很好的例證,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在此顯現無疑,他們只做生意,不談「政治」。回顧過去,台商在大陸的突破本來可以加入推動兩岸和平的組合、緩和兩岸緊張對立並消解敵人文化,而不是只在兩個中國關係穩定時期,進行一場經濟突擊。如今,台商利用美中冷戰的新局勢,紛紛往其他市場投資,美國、印度、澳洲……不,資本家絕對「不搞政治」……

 

敵人文化是個部署鏈,並非同等鏈而是聯想鏈,敵人的影像如緊箍咒牢牢貼住((一如精神分裂症狀,這個影像成為一個聯結到尖銳刺耳的聲音或不斷增強至無法承受的密度)),他們像罪犯的臉孔,窮凶惡極違反人類罪行。接下來,這個部署鏈製造現實的副品 (bis),換句話說,一個替代的合成現實,直接表現在宣傳與震撼性瞻妄(delirium tremens)論述;超過一個世紀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個部署以放任各種消息散布將敵人打成罪犯,當時稱之為胡扯唬弄,現在則稱為假消息。第一次大戰時,人們腦海裡翻覆出現粗暴的德軍在佔領區恣意犯下了各種想像的罪行,是一個例子。2019-2020香港運動期間,香港有數百人失蹤,設有刑求房,則是另一例。

 

在由敵人文化所構築的表現體制下,只要能讓閱讀大眾順從在這個的體制規範裡,我們可盡情對外公開主張,甚麼都可以,而且可以肆無忌憚發表言論。用另一個說法,敵人文化的特質是它可以做為讓人從現實中得到解脫的強力催化劑,(更適當的說:上一句的現實被理解為當下的『真實』,而過去的事實則是由不容置疑的事情編織而成)過去我們可以說1914年八月德國入侵比利時是一個預防措施,是為了對抗比利時即將對德國展開攻擊(或是法國準備破壞比利時的中立):今天我們可以說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與南海巡航,是為了昭示要尊重海洋航行自由。我們當然也可以說針對COVID-19疫情,中國以廉價疫苗出售給非洲和拉丁美洲並協助興建醫院所進行的公衛外交根本是擴張主義,是以另類(陰險的)方式進行戰爭。我們通通都可以說,因為敵人文化是一部巨大的被害妄想機器,它的特性是永遠 缺乏「理由」和論據,而那些過度妄想的論述最後總會砸到自己的腳。

 

敵人文化是個政治疾病,就像被害妄想是心理疾病,我們都熟悉麥卡錫主義盛行年代的美國,國家的菁英領導階層被被害妄想掌控,那個年代,在美國獵巫無差別,公共生活受制於警察、監控系統,社會充滿著一片懷疑和不信任,麥卡錫主義用來設計這類的體制或運用人們互相猜疑,發展警察國家思維。在美國,麥卡錫時期所留下來的集體記憶是,那些年國家和公務員的腦子裡被固定想法(共產黨))纏繞,因而執行了一堆大蠢事,他們強制規範公共生活,使得知識份子、文化與藝術生活都必須承受審查制度,受到極端壓制只能照著規定做,簡直令人窒息,麥卡錫主義壟罩的年代是美國歷史上的黑暗時期。

 

麥卡錫主義之所以成為專有名詞((而且不僅在英語系))成為令人反感的負面概念不是沒有道理的。為了對抗島內的親中國共產黨和大陸的敵人,台灣當局制定了反滲透法。當我們要形容這項法律對自由的損害時,在對談討論中自然而然就會提及麥卡錫主義這個專有名詞。

 

鄰國之間因彼此對立的亙古仇恨束縛而挑起民族國家互相攻擊,這種仇恨束縛在西歐已經鬆綁解套了,正顯示出歷史的宿命並不存在。法國凱旋門的火焰有個團結民族甚至愛國主義的使命,但是,像法國這樣的國家還剩下多少愛國主義呢?)總而言之,火焰並不是為了持續燃燒對德國的懷恨,這完全不是一股對壞鄰國的懷恨火焰。當我們建立一座紀念碑或產出一部作品用來懷抱對內部或外部或兩者相等的敵人仇恨時,我們故意這麼做,那麼我們就要在現時裡和人類社群裡為這種姿態負起責任。2019年出品的返校( Detention )這部台灣電影就是個例子,一部出自逞勇好鬥小黨派思維的平庸虛構作品,因著對親近敵人的懷恨,而鼓足了氣努力要吹燃內戰的炭火,這種作為不僅是封閉在重複過去,而且還會被長期綿綿怨恨的沉重包袱給壓垮。尼采如果地下有知的話,應該會說:這是記憶奴隸的典型作為。

 

當我看到台北時報所刊登的諷刺漫畫時,所受的震驚一如我在法國看到查理周刊 (Charlie Hebdo)的諷刺圖像,我發覺同樣的沒品味,同樣的症狀,在現時性罹患同樣的疾病。不同的文化世界裡,出現同樣密密疊疊令人震撼的圖像,看似差異多元卻同出一源,都來自敵人文化的薰陶。無論我們逃到哪裡,虛無主義總會迎面逼近,一幅令人沮喪的圖像,呈現出我們的世界是如此侷限….

 

本文原刊登於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工作論文系列ICCS WPS 38

 

作者    Alain Brossat             譯者 羅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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