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個世界悄然交鋒,大動干戈的欲望愈來愈藏不住,有些文字就在這個脈胳裡漸漸變成武器。文字要拿來做武器,先要加工一番,變得適合在戰場上運用才行。一眾新冷戰工程師和僱傭兵狂熱萬分,為此不遺餘力,很快就在這方面獲得專家級知識。

這個新格局其中一個關鍵詞,我們也寫了出來,那就是「種族滅絕」。在逐漸成形的論述戰裡,這個詞牽涉的事重要無比,既關乎政治又關乎哲學,好值得我們花力氣談一談,畢竟這些事每天都在注入養分,讓大家重新運用起「種族滅絕」這個詞來,一門虛無而頑固無比的種族滅絕修辭也就泛濫起來。

 

四月廿二號,有一班屈指可數的英國國會議員(不清楚有五位還是七位,無論如何也不夠十位,而這個龐大國會總共有六百五十位議員),耍程序把戲通過了一項議案,把中國政權在新彊「再教育」維吾爾人口的這波政治攻勢稱為種族滅絕,是違反人類利益的罪行。

 

這項議案一點司法價值也沒有,對英國政府完全沒有約束效用,所以只不過是寥寥無幾的政客在賣語意模糊的廣告,其他地方(特別是在美國)已經有類似的舉動,這次輪到他們接棒。這就像很多其他議案一樣,旨在讓人覺得把這波政治攻勢(包括囚禁大量人口,還有其他千夫所指的行為)命名為種族滅絕實在平常不過,甚至是無法可依時的大道理。然而就在議案通過前幾個禮拜,美國國務院司法顧問團隊交出了正式報告,表示儘管中國高層在新彊的某些行為(如強制勞動)應該可以界定為違反人類利益的罪行也好,都並不存在足夠證據把這些政策稱為種族滅絕。

 

這班英國國會反中說客大耍把戲,在英國被稱為「鬧劇」,兩日後卻變成《台北時報》的「breaking news」,篇幅還佔了六個欄位:「UK lawmakers call PRC’s Uyghur policies ’genocide’」。標題深思熟慮,分明扭曲事實,因為這個說法就會讓讀者以為是國會大多數議員通過了議案。內文沒有一處提到投票贊成議案的人其實少得不值一晒。不是只在泛濫成災的社交媒體上才有fake news散播的。

 

相反,那篇文章提到其中一個提出議案的人,那個人叫做甘妮[1],在新彊議題上反中很久,也因此遭中國政府制裁,她說的話就讓這一下粗製濫造的政治宣傳有趣起來了;甘妮就趁這次機會武斷地重新定義甚麼是種族滅絕,完全讓這個概念走偏了:「There is a misunderstanding that genocide is just one act — mass killing. That is false.[2]」還說一切在新彊昭然若揭,有人打算把一個(國族、種族、宗教)群體完全摧毀又或破壞一部分,符合種族滅絕的行為全都有了……

 

這班人大可以應徵語言宗師一職,唯我獨尊,全世界的政治哲學課本和字典也要亦步亦趨,換句話說,按照他們的說法,「種族滅絕」一詞一定要整個重新演繹,移到別處去,並擴展起來。從此,要令一個人類群體(不論用種族、宗教還是國藉來界定也好)從地上消失的這個意圖完全就淪為次要了。把一個群體消滅(而這就假定要有規律去做),這個種族滅絕的核心想法,那名英國說客就換成隨意可變的標準,由她「to destroy in whole or in part」一說可見一斑,也因此有了「文化種族滅絕」這個同樣隨意可變的概念。

 

這樣稀釋了種族滅絕,結果就是哪一個少數群體也好,只要覺得某個國家、某個政權,又或另一個群體實行某些政策,而自己受歧視逼害,就有資格說別人打算拆散自己的群體,抹去自己的身分,消除自己獨特之處,自己遭「文化種族滅絕」;一有關乎語言、宗教、風俗的歧視,就假定是潛在的種族滅絕:在法國和印度對穆斯林的強烈歧視一定就是種族滅絕了;在西班牙也一樣吧,加泰隆尼亞人認為自己受到國家粗暴對待。在台灣也是呢,原住民的語言和習俗一直不太受認同。還有反過來說,當那些極度支持獨立的人說台灣要「去中國化」的時候,也一樣散發出強烈的種族滅絕氣味……

 

這樣一來,種族滅絕就變了通行證,一旦有人身為少數群體,受到不公對待,要向比他們更有權勢的人討回公道就可以用。種族滅絕這個概念成為參與這項稀釋工序的人心目中最強武器,用來對付敵人,就失去原本的意涵,而敵人現在就是指中國勢力了。

 

一九四四年,林清[3]鑄造這個概念主要有兩個目標:為史無前例的罪行弄出一個名字來。種族滅絕是個造出來的詞,混合了希臘和拉丁字根,這並非偶然:就是要在某程度上的緊急狀態裡造出新詞來指稱一宗集體罪行(納粹犯下的種族屠殺),而那時候,我指在蘇聯軍隊解放集中營這個歷史分水嶺,以前任何國家犯下的罪行似乎也不能和這一宗相提並論,所以既有詞彙裡並沒有合適的字眼來指稱:血洗、殺戮、屠宰、集體逼害……甚至是趕盡殺絕,似乎也不足以形容這宗罪行,既呈現不到納粹犯下這宗罪行是有多麼故意(有系統、有全盤計劃),也涵蓋不到受害者怎樣遭罪犯國家用唯我獨尊又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來標記。

 

林清這位司法學家造出種族滅絕這個詞來,第二個目標是創造條件,讓一種足以和納粹滔天大罪匹敵的公義產生。於是,就要把某些納粹犯下的罪行當作不會過期,要用這個前提來做裁決,放棄一般會用到的原則,容許新法例追溯這些罪行。

 

大家就看到種族滅絕這個詞原本是造出來做甚麼的,種族滅絕是歷史和司法的範疇,和「違反全人類利益的罪行」這個概念有別,功能清清楚楚:要製造阻礙,讓大家很難把某些國家罪行、某些二十世紀的歷史罪行變得相對,而那些罪行的特點可以這樣歸納:計劃罪行並且執行的人是要把某一群人類切走,不把他們當做人類一分子,全因他們有某種血緣、某個國藉、某個社會地位,又或屬於某個種族、信奉某個宗教。在那班罪犯心中,這是一個淨化計劃,要竭力毀滅,一個也不漏,因為他們不能夠和這群人類在地球上一起居住。

 

種族滅絕這個概念旨在讓大家思考得到,這個在「現代」條件下實行的計劃有甚麼獨特;特別讓大家避免把現代的種族滅絕溶解在籠統的人類屠殺史裡,這種歷史模糊不清,置身時間之外,毫無概念可言,而這樣小心翼翼,就哪怕困難重重,也可以走上彌補受害者損失的漫漫長路。如果大家還想「種族滅絕」是個概念,還想把概念原本分析局勢的尖銳力量保留下來,就無論如何也不要把概念稀釋,搓圓按扁,用來投機取巧。

 

然而,恰恰事與願違,有人仗著有官方認證,在旁扇風點火,談起維吾爾族問題時修辭一直變本加厲。奇怪又獨特的是,今天有人把種族滅絕變得平庸,並利用起來,這股傾向發揮得無拘無束,但是我們還未真正走出另一道同樣有殺傷力的摺:用上另一套修辭把猶太大屠殺弄成某種公民宗教,目的是把納粹摧毀歐洲猶太人群體一事說成有史以來唯一的種族滅絕,奉為種族滅絕的圭皋。這個手法會叫大家舉步難行,難以把其他種族滅絕辨認出來,一一承認(譬如亞美尼亞種族滅絕),還會交織出一場受害者比拼,而只要大家把猶太大屠殺這場歐洲災難當作種族滅絕的標準,我們就會捲進這個旋渦。這個手法之所以容易用,當然也因為事實是林清這個新造詞的源起,恰恰和「終極解決辦法[4]」這宗史無前例的納粹罪行分不開。

 

其他種族滅絕曝光太少,不只是因為猶太大屠殺的引力強大無比,往往把種族滅絕這個詞牽引到自己的運行軌道。還是因為認為猶太大屠殺絕對是獨一無二的論述在九十年代如日方中(有些人甚至會加碼,形容為「獨一無二舉世無雙」),明確地往一門染有神學色彩的倫理學轉去,抗拒歷史討論政治批判,不想大家探討這套論述的哲學前設和意識形態。

 

但是,這樣看問題、這樣思考猶太滅絕獨特處,又有一抹強烈的政治神學色彩,主要是武斷地把以色列國當作神聖之物,這樣一來,以色列國就免疫,不能再受批評。按照這個說話模式,種族滅絕就和獨一無二(絕對例外)的猶太大屠殺混為一談,本身有甚麼特點就再不用理會,而猶太大屠殺就逐漸被弄成一件神聖之物,(讓人惶恐不堪)。有國家宣稱自己是受害者的繼承人,擺出負責人的模樣,說自己要替受害者伸冤,那麼就換這樣做的國家變成神聖之物了,於是大家就不可批判。

 

這就是上世紀最後幾十年的種族滅絕論述手法,以猶太大屠殺為中心。在定下時代調子的論述布置而言,當年的姿態和今天大家看見的有一道鴻溝,差別還愈來愈大,這一點就是今天我們要好好思考的;時移世易,種族滅絕這個強大無比的字詞又一次成為兵家爭奪之地。

 

剛才說的第一個機制,為求扼要,我們接下來稱為朗思曼[5]機制,重點是有一宗罪中之罪無法描繪敍說,又無法分析,大家只可以作證--有人倖存,有人目睹一切發生,有人替受害者作證,有人證,還有物證。這個做法引起的情感是憐憫,大家漸漸分不清楚哪些是追憶哪些是崇拜,所有把只此一家的種族滅絕當作史實的討論都必然殘忍,甚至可以說是智力有問題,看守記憶的人會怒不可遏口誅筆伐。但是,追憶罪中之罪,追憶到變成原教旨主義就很可疑了--有林林總總的政治潛台詞。單刀直入的話,朗思曼有一部作品歌頌以色列軍隊(《Tsahal》),大家很難把這部電影和支撐著整套猶太大屠殺神學倫理論述的電影分開來看,我指那部同名鉅著,又名《浩劫》。

 

過去神色凝重,語氣強而有力,用形而上的哲學論調來維護種族滅絕的話語規矩,現在新彊問題就上演論述大龍鳳,落差可真大!今天定下基調的不再是受人尊崇的哲學家(列維納斯、布朗舒、呂格爾等等[6]),而是受到可疑慈善團體資助的政界紅人、蓬佩奧式高傲[7]而盲目行事的政客、煽風點火的反中專家、制服一模一樣的記者。以前,看守記憶的人為了「猶太大屠殺獨一無二」這套論述力盡已任,若有人想辦法看出這套論述規矩有甚麼不妥、有甚麼死角,說可以有其他敍說方式,就會有機會千夫所指,沒資格再討論,正因為大家會馬上質疑那人要跟萬惡之首簽和約了[8]

 

而那些「維吾爾種族滅絕」的風風雨雨,就不用費力氣佩載沉甸甸的形而上裝備了,輕盈出遊,單刀直入:找出盔甲的縫隙,把毒劍一下刺進,力求中國再站不穩。簡單來說,各個世界交鋒酣戰,這場仗愈來愈激烈,永無止境,西方這位說教者最近卻在這次2019新冠瘟疫裡發覺自己在中國前一敗塗地(我指生命政治有沒有效用這個層面),那麼西方一眾管理人就不得不裝腔作態把原有的論述重新固定好,發揚自己身負昭昭天命而一直代表的價值和光芒。這就是今次維吾爾種族滅絕集體鬼附身的最主要功能和召命了。

 

再說一次,分析這個論述手法(或者像大家在聖馬克思時代會說的意識形態攻勢[9]),並不等同迴避當下中國領導層新彊政策有的「問題」,這絕對也不是目的;決不是要說「走開,沒甚麼好看!」。當然就有甚麼要看了,但是這個「甚麼」,大家一定要批判分析,書寫系譜,用這個進路的平常條件來指稱,而並非虛無高舉蒙昧,狂熱追求混沌,暗地裡渴望中國政制崩潰,然後一切就如大家所料。

 

要看到的就是有人被逼涵化融入,平常人生活最私密的地方、文化宗教根基都受到損害,這是一種有新殖民精神風格的政治攻勢。這波「大攻勢」背後是一種「凡事都要計劃」的政治行動觀念,做法粗暴簡陋,只求有效快捷。這樣看來,在新彊的政治工程應該可以和文革時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比較,當時上百萬住在城市的青少年,主要是大學生、高中生,受差派到鄉郊過活。當時已經是為了「再教育」,青少年要受過分規訓,改造意識形態。就是要看到今天被成功沖昏頭腦的權力鐵腕,面對關乎穆斯林的「分彆」[10]問題完全無能為力,而這個分彆(也關乎每每推開又回來的殖民維度),今天已變成全球的事。

 

但是,把這個問題連上蘇聯時期的白色恐怖又或納粹屠殺,如同聖旨一般,絲毫參考資料、絲毫理據也沒有,就只佩戴著《一九八四》這張奧威爾萬用通行證,這可真是帶有時代調子的純粹虛無主義,(依照局勢,也由中國官僚怎樣幫倒忙可見,新彊問題嚴峻,完全還未算得上解決)。

 

簡直就讓一代剛剛畢業又野心勃勃的投機者進駐大學裡,整片學院生涯都舖好路了,他們所有學術資本就只有對中國的瘋狂仇恨;這班年青一輩的思想師父是蓬佩奧和曾茲[11],對有關蘇聯和納粹集中營系統的經典一概不知;還盲目相信重複做政治宣傳就有述行效用,只要竭力說有一場種族滅絕在新彊發生,和大家平常說的奧斯維辛、古拉格有同一個性質,這些咒語就會成真,變成不會生鏽的事實;就是一班冷戰博士初出茅蘆,像大家在西方國家差不多隨處也找到的三流政治家,急得跺地,專門搞反中行動,渴望中國政權針對他們,這樣也許就會碰巧有額外聲望--的確又行得通[12]

 

論述有甚麼條件,話語有甚麼規矩,根本和政治問題有關,也和權力關係問題有關,當大家由這個角度來反思,就會驚訝,兩個理應互相排斥的模態竟然組合在一起;一個是以下這條常規:有些東西大家可以稱為生命力話語,會在一個既有構局裡界定「真」這個領域,界定出何為真,並會納入「不得討論」機制,於是就對所有批評免疫。當你身處以前那片論述地勢,被人指控自己「相對化猶太大屠殺」就實在是可以碰上的最壞事情,畢竟猶太大屠殺獨一無二(絕對獨特)一說在那裡穩佔上風。我剛才說的其中一個模態就是話語規矩這種不寬容、這重教義意味。

 

然後另一個是完美斷裂機制,和上一段的絕對真理機制短兵交接,所有前設也抵觸,就是指大家翻開新一頁,甚至把前面的全都撕掉,通通忘記,開啟新一章,需要的話更會擦掉痕跡,不過通常連這樣做也不會:大家就作罷,了無牽掛,毫不擔心。原本獨一無二的種族滅絕就變成引擎,讓政治哲學用來轉變成神學倫理;現在大家就重新運用這個詞,急急忙忙地重畫成「文化種族滅絕」(不過總是縮短成種族滅絕),犯人是中國極權政府,而今次黏住這個詞不放的是異質聯盟,有記者、政客、學院填鴨的年青一輩。當下時代股東[13]順著議程來開會,隨時開打也可以:今天最重要是contain and roll back[14]中國勢力,用盡所有手段來個炮打司令部!而跟著列維納斯學習倫理和查考經文就變得次要了……

 

有人可能不以為然,反正總有人會把種族滅絕這個概念當做工具來用,說得不錯,但是用到連這個詞的基本意思也不理會(二零零六年版拉魯斯詞典:「種族滅絕:有系統地把一群人類(因國族、種族、宗教緣故)趕盡殺絕」[15]),就又越過一條線了。很不幸,這樣不斷加碼、把文字污染成政治工具和戰爭武器的人高朋滿座:今年四月廿二號,拜登正式以美國之名承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有發生過,動機並不是愛好真相,也不是渴望向受害人鄭重賠償,而簡直是可怕又庸俗的,就是主要想懲罰土耳其和艾爾多安近來干涉亞美尼亞外交、軍事政策,這些舉動並不合美國的意思。

 

這樣用種族滅絕,就是為了讓政治又或戰爭(戲謔一句名句好了)「用別的方法來繼續」[16],真的叫人惶恐又悲哀。

 

卓姆士奇[17]接受一位《紐約時報》記者訪問,說了這番話 :「就拿在維吾爾人身上發生的事來說吧。我們很難確實知道發生甚麼事,不過就有足夠資料證明那裡有人受極嚴苛壓逼。但是,容我問你一條非常簡單的問題:有上百萬維吾爾人進了所謂的教育營,這個情況比起數量是雙倍的加沙居民承受的更壞嗎?我意思是:我們有沒有一直轟炸摧毀維吾爾人的發電廠和食水設備?以我所知就沒有。所以沒錯,新彊現在的事情並不應該發生,我們一定要抗議。不過那和加沙發生的事分別很大,就是很遺憾,我們為維吾爾人做不到甚麼,相反,加沙的話,我們可以話事,而且正正要為發生的事負責,我們可以讓戰禍明天就停下來,這辦得到啊。這就是分別了。所以沒錯,世上現時有那麼多壞事,在新彊發生的事也算壞透了,不過說就是這件事在威脅我們,實在有一點誤導吧。[18]

 

這番首先說給美國人聽的話,說得一點也不錯……

 

 

(布洛薩著,韓旻奇譯)

 

 

[1] (譯註)甘妮,Nus Ghani (1972-),英國保守黨現任國會議員。

[2] 「大家有誤解,以為種族滅絕只是一個行為、只是屠殺。這樣想就錯了。」

[3] (譯註)林清,Raphael Lemkin (1900-1959),猶太裔波蘭司法學家。

[4] (譯註)當時的納粹官方說法,全名為「解決猶太人問題的終極辦法」。

[5] (譯註)朗思曼,Claude Lanzmann (1925-2018),法國紀錄片導演。

[6] (譯註)三位法國哲學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思考過猶太種族滅絕這個問題。

[7] (譯註)rogue,暗指政治術語「流氓國家」(rogue state)。

[8] 我當然不是在說那一小撮否認種族滅絕有發生過的狂熱教徒了--這班人的觀點徹頭徹尾虛無,是非顛倒樂此不疲,所以討論這些問題時,從來也不用考慮這個觀點。

[9] (譯註)作者出身法國,而馬克思主義六七十年代在法國蔚為風潮。

[10] (譯註)différend,其中一重意思是兩方衝突、不和、不解,卻沒有第三者能夠做仲裁。懂法語的讀者,可以參閱作者另一篇文章,Le différend culturel:https://icietailleurs.org/rencontres/article/ledifferendculturel

[11] (譯註)曾茲,Adrian Zenz (1974-),學者,自稱遵循上帝旨意來反共。非常多傳媒報導新彊問題時也是引用他的報告,似乎成了唯一參考資料,但是他往往在智庫發表研究,而不是在一定要經同僚審閱的學術期刊。曾茲的新彊研究有甚麼地方站不住腳,懂英語的讀者可以參閱:https://invisiblearmada.web.nctu.edu.tw/2021/01/21/thelastdayofpompeogenocideinxinjiang/#_ftn7

[12] 譬如參見 : « Le député belge qui défie Pékin sur le sort des Ouïgours du Xinjiang – Simon Cogolati a déposé une proposition de loi accusant la Chine de génocide », par Jean-Pierre Stroobans, correspondant du Monde à Bruxelles (Le Monde du 24/04/2021)

[13] 我說「當下時代股東」是指那些依照買賣股票原則來在當下出沒的人,應該說他們佔領當下才對:時勢愈壞,金融市場就愈好,而他們買的「股票」也升得愈多。所以「維吾爾種族滅絕」這隻股票在瘟疫蹂躪全球的時期上市,就再好不過了。

[14] (譯註)「把中國圍堵,推回去原位」。圍堵、推回這兩項策略是美國在冷戰用來對付共產勢力的。

[15] (譯註)拉魯斯詞典是法語世界其中一本可靠詞典。

[16] (譯註)典出克勞塞維茲這位十九世紀普魯士軍事家的《論戰爭》名句:「打仗純粹就是用別的方法來繼續做政治」。

[17] (譯註)卓姆士奇,Noam Chomsky (1928- ),美國語言學家。

[18] 刊在二零二一年四月廿三號《紐約時報》。

 

Alain Bros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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