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布洛薩

 

同盟軍在俄羅斯史達林格勒、北非阿拉曼、太平洋中途島等不同戰線打贏了幾場關鍵戰役,有理由相信軸心軍最後會落敗,就一同構想凱旋色彩的未來。從一九四三年到納粹德國投降,再到日本投降期間,同盟軍首領三番四次會面:有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聚首的開羅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有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出席的德黑蘭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一至十二月),有莫斯科會議,蘇聯、英國、美國、波蘭(兩個爭奪主權的波蘭政府)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各派代表出席,而這個會議前有三次會面同樣在莫斯科舉行。之後有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聚首的雅爾達會議(一九四五年二月)。最後,等到德國投降,還有邱吉爾(後來由艾德禮接任)、杜魯門、史達林聚首的波茨坦會議(一九四五年七至八月)。

同盟軍領袖在這些會議裏爭論德國未來會怎樣,又略略談論日本戰敗後要接受甚麼條件,(儘管蘇聯在德國投降不久後才向日本宣戰),不過同盟軍領袖在乎的事,由始至終只有一件:同盟軍有兩股主力,一方是英美,一方是蘇聯,而雙方政治系統原則上也容不下對方,但是在二戰這幾年卻被逼合作,對這兩大勢力來說,戰後究竟會有甚麼格局?

實際操作上,有一款紋樣在這些會面裏重複出現,同盟軍只要預視自己勝利,無論明說還是暗示也會提起的,「勢力範圍」。這款紋樣是可以變來變去的,政治人物信念不同,處事方式不同,對「勢力範圍」的理解就會不同:反蘇反共反到入骨的邱吉爾,就像在這些會議中扮演二線角色的戴高樂一樣,預料冷戰會發生,羅斯福則相信未來可以和史達林帶領的蘇聯坦然共處。這款紋樣有時候又會化為厚顏無恥的手寫百份比,有時候雙方利益衝突太強烈,又會變得模糊不清。

無論如何,有關歐洲和東亞,在上述所有會議裏也岀現了一個主要方向,所有立場的人也顯然認為是對的:既然雙方組成聯盟,共同出力打勝仗,戰後就要實際延伸這個格局,雙方要在歐洲和東亞不同地方得到回報,(世界上其他地方幾乎都被忽視,要等到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戰勝國著手制定聯合國草圖才有提到)。即使雙方政治系統原則上對立,但是同盟時已經建立的權力關係,戰後也要分佈在不同領地上,在人民的生活體現出來。由於同盟軍打敗的橫蠻納粹德國正正是高舉征服權而受千夫所指的,那麼同盟軍在勢力劃分的問題上就要編改出另一個紋樣來主導,不然就換自己成為單純的征服者了。於是「勢力範圍」這個關鍵詞才大受歡迎。史達林不是吞併波蘭,希臘不是正式英美保護國,但是主要就是這個想法:兩股同盟並對立的勢力怎樣角力,注定在歐洲這具軀體上呈現。

大家都知道後來發生甚麼事。無論同盟軍各方領導人在不同會面大概畫好的草圖實際上有甚麼分別也好,大家也不算征服,不算吞併,就只是分來分去。「分」這個概念主導了戰後地緣政治格局的製造方式,歐洲如是,東亞亦然,但是在東亞卻不太穩定,由一九五零年韓戰(冷戰第一幕)爆發足以可見。不過也有幾次邊界重整,如蘇聯在亞洲吞併了薩哈林和庫里爾一部分,又如日本事實上把福爾摩沙(台灣)交還給中國。除此之外,主導的還是「分」:東歐成為蘇聯緩衝區,希臘共產主義者的反抗失敗告終,歐洲很快就分成不同勢力範圍;各方又將德國一分為二,兩個地區各有國家機關,一個受西方影響,一個受蘇聯影響,而日本成為美國保護國,諸如此類。

「分」這個概念以往是無可爭議的,對方是盟友又是敵人。蘇聯是朋友,美國戰時文宣一直稱蘇聯為Uncle Joe,但原則上也是永遠的敵人,因為蘇聯代表了萬惡共產主義、極權意識形態。「分」是大前提,這一點甚至連邱吉爾和戴高樂這些極度反共的人也無法質疑,即使他們不相信可以分得平衡,分得穩定……可是,我們從幾十年前起就踏進另一個論述情境,受另一個前提主導了。現在對西方列強(特別是美國)來說,如果要和一個大家宣稱為無法與「民主」相容的政治系統分些甚麼(這次對象是中國這股崛起的勢力),就是背信棄義的異端。於是,無論著眼於逼切的現在還是遙遠的未來,唯一一個合適的歷史願景難道不是把世界民主化,把全球都放在自由主義民主的旗幟下嗎?對西方列強來說,還是特別指美國,大家是怎樣由「分」這個論述紋路過渡到「世界民主化」的?這就是我希望探討的問題。

這條問題蘊藏另一條問題:究竟這個前後反差可不可以歸究於歷史條件?如果可以,又可以歸究多少?可不可以把這個反差簡化,純粹說那是因為歷史情境完全不同?戰爭是無情地揭示誰強誰弱的要素,特別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衝突:不錯,英法為首的同盟軍的確節節勝利,攻佔了諾曼第、西西里、普羅旺斯,可是蘇聯軍隊很快就攻進東德,那時候美國軍隊依然深陷在亞爾丁戰役裡裹足不前。不錯,邱吉爾和史達林的確簽了小紙條,黑字白紙寫了「南斯拉夫五五分帳」,但是實際上像德意志國防軍般掌權的是擁護鐵托的人,而不是切特尼克……戰場上的強弱就預示了各個參戰勢力的命運,在勝方內部也一樣:大家完全被逼依照軍力強弱來勾劃戰後地緣政治的格局。

這就是現代全面戰爭其中一個後果,與舊制度王朝戰爭形成反差:對立起來的並不是為了爭奪領土的國王,而是不同「世界」。當一場衝突結束,不只是某幾條邊界會變更,而是不同人民的命運會有巨變。軍事力量在戰爭中建立的強弱關係成為無法越過的戰後地平線:蘇聯驅逐了納粹軍隊(美蘇軍隊那時候在德國易北河會合),後來支配東歐,這回事並沒有爭論餘地,外交只能認可戰果。

不過大家馬上又看見,只要這些現實因素一成為國家領袖和政治人物無法越過的地平線,就會變成原則,處事規則,思想指引,亦即政治盤算的範式,政治策略的基礎。「分」這個字的歧義性質就大派用場:把歐洲(潛在來說則是全球)分成不同「勢力範圍」,就成為大家有分贊成的想法,換句話說,昔日盟友、未來敵人(我指格局由二戰轉變成冷戰)通通都刻在歐洲這幅圖表上,不管雙方有甚麼地方對立也好。這個圖象叫人留意的地方是「分」(分開、分割)究竟是怎樣變成大家有分(分享)的共識的。某個意義上,冷戰獨有的特點完全就在「分」這個字的歧義上:雖然冷戰事件眾多,有封鎖柏林和不少值得一記的事件,有些更非常激烈,出動了軍隊,如韓戰和越戰(韓戰為冷戰拉開序幕,越戰則預示冷戰漸漸告終),可是冷戰始終沒有在廣島長崎後的世界裡演變成全球規模的核武對決。

冷戰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分」的想法在兩個超級大國(還有盟友和手下)的對壘中發揮了作用,讓衝突舒緩下來。換個說法,勢力範圍在冷戰格局中一直也是合乎政治理性的想法,讓事情有章可循。這就解釋了一九五六年波蘭和匈牙利政局動盪,受美國霸權影響的西方列強為甚麼沒有介入,解釋了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為甚麼不用武裝衝突就解決得到,解釋了蘇聯(還有中國)為甚麼沒有直接介入兩越衝突等等。整場冷戰中,包括某些最緊繃的時刻,「分」一直也是合乎政治理性的想法(「分」在這裡是指所謂的「自由世界」和對立面是分開、分割的)。無論用甚麼方式也要和大他者共存,即使這位大他者政治、文明、意識形態都和自己南轅北轍,又冠著主人意符「共產主義」的指稱,貶稱則是「蘇維埃極權」,政治上的大他者。冷戰尾聲,當大家舉起「和平共處」這個由赫魯雪夫竭力推廣的紋樣時,「分」的想法也有牽起新一波力量,無論管治者還是被管治者都有受影響。冷戰時,就算是最熱衷於反共東征的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也沒有妄想把整個星球民主化;他們的夢是圍堵共產主義,擊退所有形態的共產主義,這跟渴望把全球民主化不一樣。證據是他們準備好借助殘暴嗜血的軍事獨裁者一臂之力,把這些人推舉成對抗紅禍的城牆,例子很多,如蘇哈托、皮諾契特等人。冷戰紀元裡,連最瘋狂擁護西方民主的人也會敏銳知道何為政治上相異:要擊退世界共產主義浪潮,西方民主不得不用上有用的獨裁者、有用的暴君。

一九七九年,永無止境又慘絕人寰的越戰才剛剛結束(依照「自由世界」說書人的說法,越戰旨在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美國就和中國建交。大家清楚看到這個轉向繼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陣營」思考方式。無間斷對抗敵對陣營就弔詭地意味著承認對方存在,甚至承認對方政治上和自己完全相異:極度保守的尼克遜決定接觸共產主義的中國、文革的中國、毛澤東的中國,打開了全新紀元,中國隨即成為國際共同體一員。英國和法國早就讓大家看到這條路,兩國分別在一九五零年和一九六四年和中國建交。中美建交這件出於西方現實政治考量的著名事件就反映了在那個歷史格局裡,無止境把世界民主化的想法對一眾西方民主的意識形態戰略家來說是多麼陌生。那時候構成世界政治領域的要素依然是差異,是分裂。一方面,共產主義這個大他者不能化約成西方民主(或像日本的西式民主),用美國民主的政治神學語言來說,共產主義在美國民主認為自己被上天揀選的敍事裡就是惡之化身。另一方面,其他惡的形態林林總總,不過這種惡是相對而必要的,例如西方列強(以美國為首)給予軍火支持的軍人政府和暴君。

換句話說,大家在冷戰世界裡身處承認機制一直也有效的格局,即使這些機制落差很大,雙方有時如箭在弦,但是從來沒有在政治緊急關頭失去效用。不同陣營的關係,特別是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雖然落在大家假定的核武平衡(所謂恐佈平衡)時代,但完全不是施密特式的。兩股敵對力量的互動有互補作前提,這種相輔相成的衝突方式實在讓人想起西歐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資產階級(國家、僱主)與工人運動的關係[1],這個模組跟施密特式的可不一樣。

正因如此,大家才可以在這個靈活的格局裡看見有兩款圖象共存,並交替得很快,有激烈的,如越戰,又有輕鬆的,如一起拍照相處融洽的赫魯雪夫和甘迺迪。這裡就有一個完全不是施密特式的(政治論述)發動器,抗拒把敵人塑造成要單純摧毀的圖象。原因很多,現在只說一個:這片永無止境的戰後是奧茲維辛後的世界,也是廣島後的世界,於是把敵人趕盡殺絕一說只會讓人震驚不已 。雙方的交鋒在這個盡是反差的世界裡由始至終含糊不清,大家無休止對抗敵人,卻又跟敵人對話談判,作出妥協。一旦事態繃緊無比,則會啟動安全機制,後來也一直有效,古巴導彈危機某程度上就是範式[2]。

主導這個格局的應該不是施密特模組,而是馬基維利模組:分裂是帶來動力的元素,雙方競爭,比賽,爭鋒,兩股對立的力量一直變強,就像古羅馬貴族與平民無止境鬥爭一樣,也像還未如日方中的羅馬與鄰近城市無止境鬥爭一樣[3]。我另外想指出,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蘇聯解體、蘇維埃集團崩潰,東西陣營的競賽其實施了一重障眼法:整場危險冷戰表面上是軍備競賽,但是到頭來決定成敗的似乎是文化和經濟因素。蘇維埃「帝國」崩潰,並不是因為軍備競賽落後而打敗仗,而是經濟孤立無援,連相關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也一併瓦解。蘇維埃世界在九十年代初煙消雲散,大家當時不停重複說這就展現了西方生活形式、組織形式、生產形式、消費形式更優良,還有伴隨的西方精神面貌和政治形態也一樣更高級,總言之公共自由、以個體為重的社會、自由主義民主文明等美好事物更勝一籌。我們也許可以說,決定兩個世界哪一個爭贏的並不是兵力,而是生活,就像當年雅典在現實試煉中展現出自己比斯巴達更加「可持續」,即使雅典也充斥橫蠻行為,有一股瓦解文明的衝動也好。當然,蘇聯花盡力氣在軍事競賽中趕在美國前面,軍事主要又和經濟互相影響,而美國也心裡有數,特別是雷根執政時繼續花錢搞軍備競賽,這樣一來,蘇聯倒台的步伐就更快了。

兩股力量鬥爭的動力並沒有化為一個過程,沒有化為一股雙方共有的威力,恰恰相反,一方倒下,一方獲勝了,(雙方可以是指西方貴族和東方平民)。這樣一來,我們就遠離了馬基維利模組。不過大家很容易就可以重新詮釋,把這個羅馬模型「收編」:說到底,羅馬力量一邊形成,兩個本質有別的人種的差異一邊變得模糊,(維柯認為羅馬平民起初被貴族定義為半動物、獸人),特別是平民後來再也不用當奴僕還債,並有權擁有財產地產。除此之外,平民法庭後來也大異其趣,化為寡頭統治的一環,而在共和國最後歲月和往後的帝國時期,寡頭政治一直也壟斷著政治經濟權力。

依照同樣意思,東方平民(後蘇維埃平民)完全沒有被當做輸家,不用二擇其一,要麼死亡要麼賣命,反而受邀在贏家世界當「客人」,(不過只有極少人安然無恙成為座上客,絕大多數是二等客)。歐盟立即開門迎接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利亞、波蘭、前捷克斯洛伐克
、波羅的海三國,接收昔日庸碌腐敗的共產黨菁英、黑幫成員、維克多式民主法西斯者,承繼所有蘇維埃世界崩潰時留下的垃圾。換個說法,繼續跟隨馬基維利的思路的話,扮演羅馬的西方與敵對帝國長期對峙,途中找到機會加強自身的帝國體制,而在扮演迦太基的蘇維埃崩潰後,就有機會在現代史上建立前所未有的霸權地位--這樣稱霸世界,實在令人想起當年是共和國(後來變成帝國)的羅馬怎樣在地中海和其他地方稱霸。

敵對原則,兩個競爭陣營鬥來鬥去的構局,相輔相成的衝突性質,全都蒸發不見,大家就知道世界第二次大戰的馬基維利範式在消失。我們今天能夠退一步回看當時,就非常清楚看到蘇維埃帝國崩潰後的世界新秩序,特徵決不是全球民主時代降臨,反而是某種形式的復辟、毫不間斷的反革命。用理論語言來說,這種回辟和反革命的特點就是用上施密特範式來替代馬基維利範式[4]。施密特範式合乎現今時期的主流,連中國大陸政治科學的學者也賣力研究,而與當地脈絡有關的事情也深受影響……[5]

怎樣才確保馬基維利範式過渡為滿有帝國意味的施密特範式?就是竭力令有關「分」的概念(分開、分裂、分享)不再正當,例如陣營、勢力範圍、無法相容的政制之間的競爭(和不和平也好)、正當互動、外交等等。怎樣才確保當下的時代在政治、歷史、道德、文化等方面都學會施密特式教訓?就是讓「一不容二」變成政治文明的唯一圖象。民主一不容二,就像模範傳令官雷根和戴卓爾在上世紀末大鑼大鼓宣報的那樣。民主一不容二是施密特式圖象的範例,因為施密特式圖象事實上就一定會把敵人當成罪犯。因為施密特式圖象的根基正正是絕不承認敵人有正當地位,甚至無法把對方單純當成敵對圖象,用來跟自己比對。因為施密特式圖象認為「敵對勢力座落在某塊領地上」一事原則上也有問題。既然一不容二,就怎樣也要替敵人安排特定本質,把敵人詆毀為新的萬惡化身[6]。順帶一提,一不容二的竟是民主,這可是無意中添了一重可怕的諷刺意味。

我們由一個圖象過渡到另一個圖象,以前雙方無法相容,關係錯綜複雜,卻非常有動力,那時候怎樣也要相處,現在則死氣沉沉,簡單扁平,只會說對方是流氓,是全人類敵人,對方只有消失,勢力盡毀,人類共同體才確保得救。用上一個偏頗的詞語來形容好了,現在的圖象本質是極權。大家把敵人消失一事界定成拯救真正人類共同體必不可少的條件,世界民主警察則是共同體的擔保人。

大家好應該命名為「民主施密特主義」的東西是當下時代的預後徵兆,而「民主施密特主義」正在走向極端,這個變化憑幾個跡象就可以探測到。在全球北營民主國家的內政而言,所有位於權力機器邊界、政治機關邊界(簡言之,國家政治邊界)的敵對勢力都被當成罪犯,過程愈來愈快。大家只要看法國黃背心運動當時面對多少警察暴力和媒體暴力就清楚,所有關乎種族歧視和後殖民的運動也遭受同樣程度的暴力對待。打從十九世紀末,階級鬥爭領域裡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空間,特別是政黨、工會等空間,讓人可以和正當敵人談判,現在則完全相反,所有不肯用警察式市場民主開出來的條件來納入制度的敵人,都注定被當成非法,是海盜,是不法份子,而只要在同義詞鏈佔一席位(移民、穆斯林、恐佈份子等等),馬上就是人類敵人了。

國際政治領域中,沒有甚麼比西方的中國論述演變更清楚展現岀全球西式民主變成施密特式了:不久前只用在所謂流氓國家上的話語和(無理)推論,從今變成常態,只要一談到中國問題就會岀現[7]。愈來愈多人信服以下這個粗俗不堪並不容反駁的詭辯:首先,中國今天強勢起來,並有中國式政治機制形態做引擎,而勢頭和政治系統並不能分開來看。然後,這個系統無論原則上還是事實上也無法與民主相容,更威脅民主的性命。結果,為了讓全球民主(唯一適合人類的文明政治和習俗)可以得救,就要令邪惡力量不能再禍害人間,簡言之就要令中國變得民主,而要這樣做,就要推翻現在執政的共產暴政。要成功,唯一辦法就是比併軍力。要將中國民主化,就要向中國開戰[8]。

這樣概括從今站穩立場的施密特式民主怎樣看中國,一點誇張失實也沒有。大家天天都在台灣新聞媒體讀得到這種看法,原因也昭然若見,台灣新聞媒體在這次新的論述生產中佔一重要席位。例子掛一漏百:「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y and Japan from war offenders to outstanding partners in the free world after World War II is legendary, albeit they were occupied by the Allies after their defeat. Without military occupation or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can the free world ever force China to comply with civilized codes?」[9]

大家在這裡清楚看到這種話語有甚麼特點:所有和敵人對話的可能都消失不見,對話空間蕩然無全,敵人牢牢地釘在「offender」位置上,極度邪惡,並不只是我們的敵對勢力,而是和平文明的普遍敵對勢力。還有憑空想像的同義詞鏈,習近平「獨裁」中國等同納粹德國,又等同軍國日本。重點再也不是要全力以卦面對敵人,展現出自己重視的政制文明和生活形態比對方的更好更高尚,重點變成形勢十萬火急,邪惡勢力要打敗我們,要打敗整個人類文明,我們要把威脅性命的危險消滅。這個圖象的地平線當然是某種方式的全面戰爭,軍事技術的死亡對決。另外,北韓領袖一直也洞悉這點,因此也是自成一派的施密特主義者,美國領袖的目標一直單純又簡單,就是要他們無法容忍的北韓異托邦消失,甚麼長期共存形式也沒有想像,這是為甚麼北韓領袖不斷花精神改良可以讓他們避開可怕事的武器--核武[10]。

實話實說,施密特範式恰恰是在蘇維埃系統崩潰時替代馬基維利範式的:蘇聯在東歐的軍事布局失效,原本繃緊的張力出人意表地突然消失,但是這樣並沒有讓東歐成為值得大家學習的中立無軍地區典範,反而馬上變成凱旋式軍事舞台,北約趁四分五裂的俄羅斯由嗜酒的葉爾辛領導下混亂無比,就急不及待在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安裝導彈,重新征服東歐。當中國領袖看見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手腕怎樣無能,怎樣把東德和其他地方無奈「歸還」給西方,就跟他們的北韓同志一樣學會所有該學的教訓了。當時輸不起而且做事不留餘地的西方世界磨刀霍霍,重新裝備過意識形態,簡直像打算在全球搞西方皇朝復辟一樣,(畢竟當時所有西方製造的出口型號,如生產主義、消費主義、自由主義式民主、個人主義等,全都破爛不堪了)。

究竟真正來說,大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帝國消失以來不停慶祝的神聖民主喜訊是甚麼?這可比任何時候來得更要緊,要馬上說出來才行,就是「西方在美國指揮下靠武力重新稱霸了」。當然要等中國問題成形,才有一句斬釘截鐵的「國王才沒穿衣服」。要等對付新敵人的格局清晰起來(這次選了「橫行霸道目中無人」的共產中國做敵人),民主這個全球霸權布局才清楚顯露出施密特式特徵。這個布局如果要完全發揮作用,就勢必誇大其辭,為敵人塑造出一個普世形象:民主文明的大他者,人類的敵人。

究竟在台灣這個國家,把公眾的注意力都移到「中國威脅」、「中國侵略」上,靠渲染終極敵人來管治,對當權菁英有甚麼益處又有甚麼作用,這一點完全顯而易見:製造歇斯底里的反中布局就能夠中和階級鬥爭,畢竟台灣是世界上其中一個工時最長的國家[11],大部分受薪階層收入又非常低,移工又驚人地備受歧視[12],部分產業的工作條件又近乎奴役(如漁業、建築業、家居服務業等),大家又把發奉奉為信仰,認為大企業無所不能,可以一直蹂躪自然環境,諸如此類。

「民主」在這樣的格局裡之所以堅實,不是因為有做過甚麼正面的事(執政黨和反對黨的辯論往往淪為彼此辱罵的遊戲),而是因為有在旁煽風,讓反中修辭術燒得更旺盛。如果沒有反中嗎哪不停從天而降,「煽情」的台灣民主馬上就會像個洩氣氣球般塌下來,淪為一場悲哀的表演,各個小丑爭奪經濟奇跡過後剩下的碎片,(這個奇跡是靠掠奪般的犬儒發展模式才會發生的)。

而遠遠不止這樣,大家還可以預視當代民主這個施密特式轉向會有哪些暴力。在這個如火如荼反中又磨拳擦掌的國家,海陸空隨便一方面有差池,各路地區人馬短兵交接會有甚麼後果,實在不難想像。大家原本把某些人當成北京派來的第五艦隊(主要反對黨也包括在內),是中國間諜,滲透者,通敵者,(哪怕屆時擦槍走火,台灣並沒有直接牽涉在內也好),之後應該就會暴力打壓所有可能成為敵方間諜的人和事,而內戰氛圍蘊釀多時,少不免有人自組民兵,對可疑的人動武索償。

最後不得不提有些人在戒嚴時期(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特別是一九四七年二月連串事件後的白色恐佈時期,憑著指控蔣介石政府的罪行來樹立權威,後來又有份參與政務帶領國家,但是看這些人現在把內部敵人弄成罪犯的手法,簡直就是蔣大元帥最忠實的接班人……一切當然是為了民主,捍衛當地民主,推廣全球民主云云,但是無論如何,這款民主也磨刀擦槍了。

 

(韓旻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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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全不是施密特式的」有兩重意思:一指政治行動並不會單純以「區分敵友」為基礎來考量,二指敵人無法化約成單純的罪犯。所以這裡說的「完全不是施密特式的」,意思就比大家平常讀施密特政治哲學讀出來的更複雜,更靈活可塑。
[2] 有關這點,參閱Andrew Cockburn的文章 « Defensive, not Aggressive », London Review of Books, septembre 2021。Andrew Cockburn認為古巴導彈危機一事上從來也沒有真正爆發戰爭的危險,甘迺迪和赫魯雪夫同樣果斷認為要避免開戰,又同樣是國家內政的高手。
[3] 把平民和貴族對立起來的混亂分裂並沒有減弱大家對自由的渴望,兩者反而是緊密相連的,這也是羅馬強大的基礎。這個看法,馬基維利在《論李維羅馬史首十卷》認為是對的,後來孟德斯鳩也有重新演繹。分裂,鬥爭,對立,是動力,而非破壞力。
[4] 維柯的推論和馬基維利的推論相近,維柯也認為「大家為了權利平等在城邦裡鬥來鬥去,讓不同階級對立起來,這對支持共和制的人來說是發展的最有力手段」。La science nouvelle, traduit de l’italien par Ariel Doubine, Nagel, 1953, p. 89(譯註:原文是意大利文,作者引文是法譯本,這裡中譯是譯上譯。)
[5] 有關這點,參閱:Ryan Mitchell : « Schmitt in Beijing », Critical Legal Thinking, 18/10/2021.
[6] 借一借台北時報這部冷戰宣傳機器的新聞標題來做例子:«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he wolf » (當然是指中國) ; « China is enemy of the free world » ; « Carl Schmitt and Taiwan’s future », « Facing the nation’s enemy within » (不再區分誰是外部敵人誰是內部敵人,通通都一樣),諸如此類。
[7] « Separating Nazis from Germany is difficult ; likewise, it is problematic to detach the CCP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from Chinese » ; « Bringing CCP officials to justice for their Coronavirus crimes is the best way to put them on notice that they also face justice for their possible crimes against the people of Taiwan » « Xi [Jinping] has read Carl Schmitt – it is time for others to do the same » – 這種蠢話,每天也可以在《台北時報》讀到。
[8] 西方列強以文明為由來介入其他國家的事,這個做法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明顯就似曾相識得令人氣憤,可能對中國民眾來說也一樣。他們應該會認為這樣做主要就是把列強在整個十九世紀對中華帝國的搜刮搶掠重演一次……
[9] James J. Y. Hsu : « Democratizing China key to peace », Taipei Times, 6/11/2021.身為退休物理教授的作者賣力弄出修辭術,窮盡一切把敵人說成罪犯,是無數冷戰修辭研發人員之一。這個新式《被禁錮的心靈》可算出眾。
(譯註:這段引文原本是英文,由作者翻譯為法文。作者用了agresseurs來翻譯offenders,並加上括號補充:「offenders,即存心作惡的人、不法份子、罪犯敵人,施密特在控訴英美帝國主義時主要就是用上這個紋樣的」。
《被禁錮的心靈》是波蘭作者米沃什的著作,1953年出版。作者記錄了身邊的朋友(主要是知識分子、藝術家)在共產黨統治的戰後波蘭怎樣生活,思想言行有甚麼變化。中譯本,烏蘭譯,貿騰出版社,2011)
[10] 由北韓這個例子可見,馬基維利範式和施密特範式在現實中以可變的方式重疊:美國在韓戰期間犯下暴行,蹂躪共產黨統治地區的人口(例如屠城、炸毀水壩、摧毀上百村落⋯⋯),這就足以令(世襲的)北韓政權完全相信自己和野蠻西方征服者的死鬥並沒有讓步餘地。單單從形式來說,所有彼此信任和平共處的演變可能都排除掉。所以,馬基維利範式從來也不是用來代替施密特範式的,只要看川普幻想出來的外交政策怎樣失敗就一清二楚。北韓領袖並不是狂妄蒙昧的暴君,而是頭腦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們非常清楚美國(還有美國在西方的同盟、在東方的顧客)目標從來只得一個,就是要北韓在政治層面消失,這很有可能也是物理層面的事。當北韓領導人看見美國和西方在廿一世紀初擺出的國際政治姿態,看見他們怎樣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亞政權,怎樣殲滅這些政權的領袖,又怎樣打算讓阿塞德和敘利亞政權落得同樣下場,就只會繼續深信西方新帝國主義的霸權領袖再也不會和「系統」敵人討論,不會找出劃分勢力的方法,只會把敵人當成homo sacer來處理,把敵人拒諸人類共同體的門外,遭人類共同體唾棄,審也不用審就處之後快。這樣做才不是罪行,而是讓大家得救的好行為。在巴基斯坦刺殺拉登和他身邊的人,這個突擊行動對當下為施密特式民主出略獻策的人來說漸漸變成樣板,普遍可用。以色列軍隊的「特別行動」(特別是對伊朗做的那些)同樣讓大家看到接下來的走勢:當代民主愈不能表現出自己是可以和平向外輸出的文明制度,就愈會表現到自己是遭蠻族圍剿的文明城鎮,認為危在旦夕,性命受威脅,所有防衛策略也要以此為準。這樣一來,「敵人」這個詞語在西方的激進用法正正就變得正當,若能阻止敵人作惡,一切皆可。
[11] 每月基本工資則為24000台幣(譯註:6750港幣,5500人民幣左右)。
[12] 移工基本工資比國民基本工資更低,而這是受法律認可的……當台灣政府因疫情緣故推出消費券,刺激基層消費,從東南亞來的移工就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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